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世界意义
文 / 高述群
2025年7月，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主题定为“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教育——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与能力建设”。几乎同一时期，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申报的“母爱书院守护孔孟世界遗产创新实践项目”参与了“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的角逐。这两件事看似独立，却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世界遗产保护面临日益严峻挑战的今天，究竟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为这一事业注入持久的生命力？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最日常、最平凡的场景之中——当一位母亲牵起孩子的手，走向长城、走进博物馆、走入每一处承载着人类文明记忆的遗产地时，一种跨越代际、跨越国界、跨越文化与自然分野的守护力量便悄然生长。
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其意义远不止于某个家庭的文化教养，而是关乎文明传承的可持续性、全球公民意识的培育、性别平等的推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一、文明传承的微观起点：母亲作为文化遗产的第一传递者
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真实见证，是“跨越国界、跨越世代的公共信物”。然而，再宏伟的遗产如果脱离了人的情感连接，便只是一堆冰冷的石头或一片沉默的土地。文明的传承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传递，而是具体的生活实践——而家庭，正是这种实践最原初、最持久的场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的教育职能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近代以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尤其是在父亲长期缺位的情况下，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一历史传统在今天的世界遗产保护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表达。浙江义乌的母亲金灿，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带着两个孩子逛遍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从故宫博物院的红墙黄瓦到南京博物院的六朝遗韵，从新疆博物馆的丝路风情到各地的文物古迹，这些文博记忆不仅填满了孩子们的童年，也在日复一日的浸润中完成了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2021年，金灿登上央视《中国国宝大会》的舞台，一路闯至冠亚军对决，最终拿下亚军。此后，她的两个儿子先后以最年轻选手的身份登上同一舞台，一家三口与国宝大会的三次结缘，被媒体称为“一段佳话”。金灿从不强迫孩子背诵文物知识，只是把逛博物馆变成家庭出游的“固定项目”，把文博故事变成睡前的“枕边读物”。她说过一句朴素却深刻的话：“文化传承不是喊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长城脚下，类似的场景同样在发生。八达岭幼儿园的梅子昊，从2岁11个月起便跟随担任长城保护员的母亲穿梭于石峡关长城的烽燧敌台之间。寒来暑往，母子俩的足迹遍及鸳鸯楼104、105敌台等古迹要冲，用双手清理砖缝间的烟蒂纸屑，用童声劝阻不文明行为。一个5岁的孩童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与担当。而孙淑红的故事则展现了从个体行动到群体效应的演进：2019年，她牵着4岁女儿的手开始登山捡垃圾；三年后，她在“志愿北京”平台正式注册成立了“大自然之友志愿服务队”，队伍从最初几个亲友家庭拓展到累计参与超5000人次，清理不可降解垃圾超过1500公斤。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其核心机制并非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情感的共同体建构。当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走过长城的每一块砖石，当她在博物馆的展柜前蹲下身来与孩子平视对话，当她把文博故事变成睡前的轻声讲述——她所做的，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将“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这一理念植入下一代的心灵。这种传承不是外部强加的规训，而是内生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自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94年启动世界遗产教育项目以来，始终强调“让年轻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保护我们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而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实践，正是这一理念在家庭层面的最生动体现——它不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是比学校教育更早、更持久、更深入骨髓的文化启蒙。
二、全球公民意识的培育：从地方性经验到世界性视野
世界遗产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遗产，在于其承载的是“卓越的普世价值”。一座孔庙、一处敦煌莫高窟、一片可可西里，它们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世界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日常的、地方性的守护实践，能够培育出具有全球视野的下一代公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世界遗产教育计划，其深层目标正是“培育、激励未来的青少年从地方性与世界性维度，通过全球共同开展世界遗产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相互依存”。这一目标在母亲带孩子的实践中获得了独特的实现路径。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进周口店遗址，孩子不仅是在了解“北京人”的考古发现，更是在理解人类起源这一超越国界的共同命题；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行走在北京中轴线上，讲述万宁桥修缮和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的故事，孩子不仅是在认识一座城市的历史，更是在理解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文明记忆这一普遍性问题。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市房山区妇联联合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首创“博物馆+书店+家庭教育”三位一体公益融合新模式，邀请亲子家庭走进世界级文化遗产，实现“文化浸润、亲子共长与家风传承的三重升华”。这种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世界遗产教育从学校课堂延伸到了家庭生活，从知识传授深化为情感体验。孩子在真实的遗产地中“面对最原初的风景、最厚重的历史”，而母亲则在这个过程中既是引导者也是共同学习者。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实践，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根本性的教育命题：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培育人类的共同归属感？世界遗产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理想载体。每一处世界遗产都是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历史创造，但它们同时又超越了特定的民族与文化，成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当母亲引导孩子理解这一点时，她实际上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一种双重认同——既深爱自己的文化根脉，又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的价值。这种双重认同，正是全球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正如有学者所言，通过世界遗产教育，“文化遗产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与学习的鲜活生命体验内容，每个人身处其中不断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形成归属感，从而帮助每个人认识自己与他人、社会及人类的生命发展的演变关系”。
三、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守护：母亲角色的公共价值再发现
长期以来，母亲带孩子这一行为往往被视为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其公共价值和社会意义容易被低估。然而，当我们将这一行为置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宏大叙事中审视时，会发现它恰恰揭示了一种被忽视的、却至关重要的保护力量——来自家庭、来自女性、来自代际情感连接的可持续守护。
在传统的世界遗产保护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专业性保护——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法律规制、国际公约。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远远不够。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公众是否将这些遗产视为“自己的”财富，是否愿意为它们的存续承担日常的、不计回报的守护责任。而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实践，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守护模式——它不是一次性的公益活动，不是外在的职业要求，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代代相传的文化习惯。
在唐崖土司城址，陈飞接过爷爷的“守护之棒”，戴上讲解证成为唐崖历史的“当代传声人”。在贵州，苗绣非遗传承人潘玉珍、张艳梅母女“三代人在针尖上守护‘蝴蝶妈妈’的故事”，让深山里的非遗故事走进了北京大学。在浙江，土布纺织非遗传承人郑芬兰的女儿徐一可，从小看着母亲“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四处拜访仍在坚守传统手艺的老人-——这份耳濡目染最终让非遗技艺成为学术课题。这些故事表明，母亲带孩子守护文化遗产，其意义不仅在于当下的一次捡拾、一次讲解、一次参观，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可持续的文化传递机制——孩子看着母亲怎么做，长大后自己便怎么做，然后再传给下一代。
这种代际传递的可持续性，恰恰回应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教育项目的核心关切。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言，家长和社区成员是“活态遗产知识和技能的持有者”。当母亲成为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递者，她不仅是在保护一处遗产，更是在培养未来的保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是对“保护”本身的一种再定义——保护不仅是专业机构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的日常选择。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实践：从家庭伦理到全球伦理
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世界意义，最终可以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层面。世界遗产保护的本质，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文明记忆和自然遗产的共同责任。而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正是这种共同责任在最小社会单元——家庭——中的具体实践。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根本理念是：世界上有一些文化和自然遗产具有“卓越的普世价值”，值得全人类共同保护。这一理念的深层逻辑是：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文明记忆和自然遗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属于全人类。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的实践，正是将这一宏大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的桥梁——当一位母亲告诉孩子“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全人类的财富，值得一代代人努力去保护与传承”时，她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全球公民教育。
2025年，在全球南方世界遗产论坛上，一位来自儿童博物馆的代表说：“孩子才是真正的珍宝。”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理：保护世界遗产，最终是为了孩子——为了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曾经看到的壮丽风景，为了让他们能够触摸我们曾经触摸的文明印记，为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曾经理解的人类故事。而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正是这一真理的日常实践——母亲守护的不仅是遗产本身，更是孩子与遗产之间那份珍贵的情感连接；母亲传递的不仅是关于遗产的知识，更是对文明、对自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敬畏之心。
在青海民和县的喇家遗址，考古发现了一位4000多年前的母亲在灾难来临时“本能地以身体为盾，紧紧搂抱住怀中的孩子”。这一画面穿越四千年时光，依然令人动容。它提醒我们：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是人类最古老、最深沉的力量。而当这种本能与守护世界遗产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它便获得了一种超越个体、超越家庭、超越民族的世界意义——因为每一位母亲守护的，不仅是对自己孩子的爱与责任，更是对人类共同文明记忆的承诺与担当。
我们说，母亲带孩子守护世界遗产，看似是一个微小而私人的行为，却承载着深远而宏大的世界意义。它是文明传承最柔软的起点，是全球公民意识最自然的培育场，是可持续守护最可靠的保障，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家庭层面的最生动实践。当千千万万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走向世界遗产地，当无数家庭将文化守护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便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仅守护着那些承载人类文明记忆的石墙、遗址、山水，更守护着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走向未来的希望。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教育项目所追求的那样，让年轻一代“了解世界遗产地，了解自己和其他文化的历史与传统，了解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而这一切，或许正从一位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走向长城的那一刻开始。
【作者简介】
高述群，字平章，号尼山行者，儒家学者与人文纵横家，祖上为清道光年间进士，蒙学师承前清贡生，一九七八年考入清华大学，修习水利工程，后数十年跨学政两界，自幼习学诗书画散文诸艺，虽不精但却可养性自乐，焕然岁月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