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述群《周公传》
文 / 高述群（尼山行者）
第一章岐山脚下
渭水在岐山脚下拐了一个弯，水声潺潺，如诉如歌。
夕阳把周原染成一片金黄，麦浪在风中起伏，像大地在均匀地呼吸。一个少年坐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黄土，久久地望着远方。他的身后，是刚刚落成的城郭宫室；他的脚下，是这个被商王朝称为“小邦周”的部族世代耕耘的土地。
少年叫旦，文王昌的第四个儿子。
周人的先祖，是种庄稼的人。后稷好种树麻菽，帝尧举为农师，封于邰，别姓姬氏。公刘在戎狄之地复修后稷之业，迁于豳（bin），开荒播种，修渠筑仓。古公亶父翻梁山，渡漆沮，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营城郭，设五官，周人从此定居。这些事，旦从小便听父亲文王讲。文王说，我们姬姓的根，在土里。我们的魂，在庄稼里。
太姒是文王的妻子，旦的母亲。她贤德仁厚，教诸子知稼穑（se）之艰难，懂兄弟之亲。旦从小便受母亲影响，沉静而仁厚。
有一年春天，文王带着诸子去田间劝农。三哥鲜抢过老农的耒耜就要耕地，东倒西歪，引来哄笑。五弟度在地头追野兔，踩坏了一片青苗。只有旦，蹲在田埂上，帮一个老妇人捡拾散落的谷种。老妇人絮叨地说：今年雨水少，苗出得不好。旦听着，忽然问：“阿婆，你觉得东边的地和水边的地，哪一块先出苗？”老妇人愣了一下：“水边的地，土湿。”旦点了点头，跑去找负责农事的司空，说：“东边的地，要先播种。水边的地，可以晚三天。”司空惊讶地问他怎么知道。旦说：“我看了蚂蚁。水边的蚂蚁往高处爬，东边的蚂蚁还在窝里。蚂蚁知道土里的湿气。”
文王把旦叫到跟前，问：“你为何不直接去问老农，反而去看蚂蚁？”旦说：“老农会说他们知道的。蚂蚁不说，但做他们做的。”文王沉默良久，对身边的大臣说：“此子异日，必能以小事大，以柔克刚。”
《史记》里用了八个字写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孝、仁，在商末那个神权笼罩、人殉成风的时代，一个“仁”字，已是异数。
有一年秋收之后，商王的使者来到岐山，要求周人进贡卜骨。使者从车上搬下牛、羊，还有两个奴隶——那是准备用于祭祀的“人牲”。旦站在太庙门口，看着那两个被绳索捆住的羌人。他们的眼睛是活的，里面有恐惧，有哀求，有说不出的东西。那天晚上，旦跑到渭水边，坐在石头上，听着水声，一遍一遍地想：神明要的是牲口，还是人的德行？
那一夜，渭水东流，无声无息。少年旦坐在石头上，直到东方既白。他想起父亲的话：我们姬姓的根，在土里。我们的魂，在庄稼里。他攥着手里那把黄土，忽然觉得，这把黄土很重。他把黄土撒向风中。黄土随风飘散，落在渭水里，落在麦田里，落在远方看不见的地方。
第二章牧野的黎明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黎明前的黑暗最浓。
牧野旷野上，周人的联军正在列阵。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旌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对面，是商纣王仓促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黑压压一片，号称七十万。
武王发站在中军战车上，手执大钺。周公旦手持小钺，侍立在侧。《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这一仪式的细节：“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钺是王权的象征。大钺是权力的正柄，小钺是权力的副柄。此刻，大钺在武王手中，小钺在周公手中。这个画面，几乎预言了此后数十年间周室权力的格局：武王执正柄，周公执副柄。而当正柄突然折断时，副柄便不得不承担全部重量。
战前，武王命太史卜龟。龟甲在火上灼烧，发出脆响。太史看了很久，说：“大吉。”周公走上前，看了看裂纹。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裂纹的走向，并不像太史说的那样清晰。但他什么也没说。他转身对武王说：“二哥，占卜吉。但我想对将士们说几句话。”
周公登上战车，面对四万五千名甲士。晨风吹动他的衣袂，他的声音在旷野上回荡：“殷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他顿了一下，声音忽然沉了下来：“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牧野之战，周人胜了。商军在阵前倒戈，纣王退入朝歌，登上鹿台，将宝玉衣披在身上，自焚而死。六百年的商朝，一日之间，天翻地覆。
武王入朝歌，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以监视武庚，是为“三监”。又释放箕子，表彰商容，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
周公随武王进入朝歌时，看到了鹿台上纣王自焚的痕迹。焦黑的木梁，碎裂的玉器，还有一具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他转身走向朝歌的街巷。那里，殷商的遗民正在清理废墟。一个老妇人跪在一堆瓦砾前，用手刨着什么东西。周公走过去，看见她刨出了一只铜爵——祭祀用的酒器，器身上刻着精美的饕餮纹。老妇人抬头看了周公一眼。她的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她把铜爵捧在手里，喃喃地说：“这是我家先父用的……”
周公蹲下来，看着那只铜爵。饕餮纹在阳光下泛着青绿的光泽，那是一只兽面，张着大口，却没有下颚——商人的青铜器上，常常刻着这种只有头、没有身体的兽面。商人相信，神明是吞噬一切的。他们把人牲献给神明，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把神明的意志当作最高的法则。但那个老妇人手里的铜爵，只是一个盛酒的器皿。它曾经属于一个活生生的家庭，用来在祭祀之后和亲人分享食物。
周公站起来，对身边的卫士说：“让这些百姓回家。不要抢他们的东西。”他想起后稷。后稷教人种百谷，是为了让人们有饭吃。他想起公刘。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是为了让部族活下去。他想起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在周原建城郭、设官职，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周人的先祖，从来不是为了征服而征服。他们是为了种庄稼，为了过日子，为了活下去。
但武王知道，这远远不够。朝歌在东方，周人在西方。从镐京到朝歌，隔着一千余里山路。殷商六百年根基，方国联盟盘根错节，东夷诸部桀骜不驯。周人用什么来统治这片广袤的东方？
武王问计于周公。周公说：“商之所以失天下，在于‘慢于鬼神’之后，王权再无精神支柱。周人若重走神权老路，不过是另一个殷商；若以‘德’配天命，以‘民’为根本，方是长久之道。”武王沉默良久，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那一夜，武王未眠。周公亦未眠。兄弟二人对坐帐中，烛火摇曳。武王说：“旦，东方未定，我心不安。”周公说：“二哥，天下之事，非一日可成。慢慢来。”武王摇了摇头：“我怕等不到那一天。”周公没有回答。他知道，武王说的不是丧气话。他看到了兄长眼底的疲惫——那是克商之后便不曾消退的疲惫。他伸出手，握住了武王的手。兄弟二人的手，在烛光下紧紧握在一起。
周公想起文王的话。文王说，我们姬姓的根，在土里。我们的魂，在庄稼里。种庄稼的人，最懂得等待。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储藏。急不得。天下的事，也是一样。他握着武王的手，在心里说：二哥，你放心。我会等。我会像种庄稼一样，等这片土地长出新的秩序。
第三章不寐之夜
克商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的身体开始垮了。
史书上没有记载具体的病症，只说“武王病，天下未集”。东方的局势尚未稳定，殷商遗民随时可能反叛，而周室的核心——武王——却一天天衰弱下去。
周公独自走进太庙，命人筑起三座祭坛——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座。他戴上玄冠，穿上巫者的礼服，手捧玉璧，向三位先王祈祷。祝辞写在册书上，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翻译过来：你们的长孙王发，劳苦成疾。如果你们在天上需要子孙去侍奉，就让我旦来代替他吧。我旦灵巧能干，多才多艺，擅长侍奉鬼神。
这段话，是周公深谙巫术的铁证。他把自己当作祭品，祈求以己身代武王。太庙里只有周公一个人。火烛在风中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他跪在三座祭坛前，一遍一遍地念诵祝辞。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太庙里回响，沉郁而执着。
占卜的结果是吉兆。周公将册书收入金縢之匮，告诫守筮者不得泄露。然而，祈祷并未挽留住武王。武王还是走了，留下年幼的太子诵和尚未稳固的周室江山。
武王走的那天夜里，周公守在兄长榻前。武王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旦，东方……交给你了。”周公点头，说不出话。武王闭上眼睛。帐外的更鼓敲了三下。周公跪在榻前，额头抵着床沿，肩膀无声地颤抖。天亮之后，周公从帐中走出。他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痕。他对守在帐外的召公说：“发王遗命，立诵为嗣。我摄政，以成王命号令天下。”召公看着他，欲言又止。周公说：“奭（shi），你知道我。”召公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太庙里的烛火早已熄灭，但金縢之匮中的册书，仍在黑暗中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他想起先祖后稷。后稷在野外把野生的谷子撒在地里，看它们发芽、抽穗、结实。他等了很多年，才等到了帝尧的举荐。周公跪在太庙里，一遍一遍地念诵祝辞。他也在等。等一个奇迹。
第四章流言与斧斨
武王去世的消息传到东方，管叔鲜最先坐不住了。
管叔是文王第三子，周公的三哥。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武王去世后，管叔认为自己最有资格继位。然而，周公却以“摄政”的名义掌握了最高权力，辅佐年幼的成王。管叔不服。他开始在周室内部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了周公的心口。孺子，就是年幼的成王。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周公摄政是假，篡位是真。
流言传到召公耳中，召公沉默了。流言传到太公耳中，太公观望了。就连周公的同母弟蔡叔度、霍叔处，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四哥。
一天夜里，召公奭走进周公的营帐。他的脸色铁青。“三哥在外面说你‘将不利于孺子’，你知道吗？”周公正在灯下批阅军报，头也没抬：“知道。”“太公那边也在观望。你若真无此心，何不还政于成王，以明心迹？”周公放下笔，看着召公。灯影在他脸上晃动，照出眼角的细纹。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奭，你跟我从岐山一路走到朝歌。你见过殷墟的人殉坑，见过那些被活埋的奴隶，见过巫师把活人的心肝掏出来献给神明。你告诉我，如果我现在还政，武庚的军队打过来，谁来挡？如果周室垮了，东方那些方国重新拥立商王，这片土地上还要死多少人？”
召公没有说话。周公站起来，走到帐外。夜风吹动旌旗，远处传来巡逻士兵的脚步声。他说：“我不是贪这个位子。我是怕——怕我们打下的这片江山，又回到人殉人祭的老路上去。”他转过头，看着召公：“你信我吗？”召公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但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东方的武庚禄父，见周室内部不稳，便与管叔、蔡叔、霍叔勾结，联合东夷诸国，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奄、薄姑、徐、淮——几乎整个东夷部落，都卷了进来。这是周人立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内有权臣猜忌，外有诸侯反叛。西六师虽强，但东方的叛乱势力如洪水决堤，席卷而来。
周公擦干眼泪，发布《大诰》。他在文中反复以占卜吉兆鼓舞士气，以天命论据阐明征伐的正义性。他告诉各路诸侯和将领：占卜是吉利的，天命在周，我们必须东征，除恶务尽。有人劝他：东方太远，叛乱太多，不如固守关中，放弃东方。周公摇头。他想起先祖公刘。公刘在戎狄之地，没有放弃。他重新拿起了锄头，重新种起了庄稼。他迁到了豳地，开荒、播种、修渠、筑仓。他等了很多年，才让周人重新兴盛。种庄稼的人，不会因为一场风雨就放弃土地。周公也不会因为一场叛乱就放弃东方。
他下令：东征。出师那天，召公送他到镐京城外。召公说：“此去珍重。”周公点头，策马东去。身后是西六师的旌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这一去，要么平定东方，要么葬身东方。没有第三条路。
第五章三年
东征的路，比想象中更长。
周公率军从镐京出发，经卫地朝歌，在大野泽北端渡过济水，沿汶水而上。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讨伐参与叛乱的商者势力，战事相对顺利。但进入东夷腹地之后，战争便进入胶着。
东夷诸部，是少昊的后裔。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每一个山丘、每一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善射，好战，骨子里有一股顽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文化自尊。他们不认周人的天命，也不认殷商的天命。他们只认自己的少昊。
《诗经·豳风·破斧》就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这首诗出自参与东征的战士之手：“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斧破了，斨缺了。三年的苦战，把士兵们的工具都磨坏了。但士兵们说：哀怜我们这些参战的人吧，我们能活着回来，已是万幸。
伐奄，是东征中最惨烈的一战。禽簋铭文记载：“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这是成王与周公共同参与的灭奄之役。奄人自恃少昊后裔，拼死抵抗。周公“三年然后灭奄”，足见其抵抗之烈。伐薄姑，是另一场大战。方鼎铭文记载：“惟周公于征伐东尸，丰白、尊古咸。”丰伯、薄姑，最终都被征服。《韩非子》记载了周公东征的策略：先“服众”然后“劫大”。先征服东夷的许多小国和部落，使奄、薄姑等大国陷于孤立，再一举破灭。《逸周书》称：“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雒九邑。”三年的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东征以周公的全面胜利告终。
一天夜里，周公巡营。他走进一个帐篷，看见一个年轻士兵正在磨斧。斧刃已经磨得很薄了，缺口处闪着寒光。士兵抬头看见周公，慌忙站起来。周公摆摆手，让他坐下。他拿起那把斧头，在灯下看了看。斧刃上有一道深深的缺口，像是砍在石头上留下的。周公问：“这斧头，跟了你多久？”士兵说：“三年。从镐京出发时领的。”周公沉默了一会儿，说：“打完仗，我让人给你换一把新的。”士兵摇了摇头：“不用。这把斧头，我留着。”周公问：“为什么？”士兵说：“它跟我从西边走到东边。它破了，缺了，但它没断。”周公看着那把斧头，忽然想起牧野之战前夜，武王握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他站起来，拍了拍士兵的肩膀，走出了帐篷。
当周公站在奄国故地的废墟上，眺望东方的大海时，他没有下令屠城，没有以血洗血。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新的秩序。海风吹动他的衣袂（mei）。他望着东方，那里是少昊的故土，是东夷的腹地，是一片比殷商更古老的土地。他要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一种新的文明。
种庄稼的人，最懂得土地。土地不会骗人。你播下什么种子，它就长出什么庄稼。周公站在东方的土地上，像一个老农一样，弯下腰，抓起一把土。土是黑的，肥沃的。他攥了攥，土从指缝里漏出来。他笑了。这片土地，能种。他要把周礼的种子，种在这片土地上。他要等它发芽，等它抽穗，等它结实。他知道，庄稼有自己的季节，急不得。
第六章在少昊之墟
曲阜，少昊之墟。
这里曾经是商朝旧都，是殷商六百年的政治宗教中心。但周公站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废墟和残城。他看到了更古老的传统：少昊的后裔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某种极具秩序感的文化。他们以鸟纪官，设凤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伯赵氏司至、青鸟氏司启、丹鸟氏司闭，以“五鸠”掌军政，“五雉”掌手工，“九扈”掌农业。这是一套对自然秩序的模仿，一种“前人文”的秩序感。
他看到了大汶口文化中“飞鸟载日”的陶符。他看到了东夷民间的“相人耦”风俗——人与人相亲相偶，彼此扶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夷”字时说：“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说：“夷者，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概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但许慎为东汉人，《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所撰，两者距西周初年已逾千年。用东汉以后的文献去论证西周初年的文化土壤，存在“时代错置”的风险。“仁”作为一个系统化的哲学概念，是孔子之后才被确立的。因此，本书更谨慎的表述是：东夷文化中存在与后世儒家“仁”观念相通的伦理基因，如“相人耦”的互助风俗、少昊“以鸟纪官”的秩序感，以及春秋时期郯国“君子之国”的让国之风。这些伦理基因是否为周公所自觉吸收，文献无直接证据，但考古发现表明，东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已产生“礼出东方”的礼器系统，其社会复杂化程度与中原地区并行发展。周公选择曲阜，可能与这片土地已有的秩序传统与伦理土壤有关。
一天，周公微服出行，走到曲阜城外的一个村落。他看见两个老人正在地头争论地界。一个说：这块地是我家的，地契上写得清清楚楚。另一个说：你家的地契是十年前画的，这棵树五十年前就在我家地界上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却没有一个人动手。旁边围观的村民，有人在劝，有人在笑，但没有人起哄。最后，一个路过的年轻人说：“两位阿公，这棵树是你们两家的。树根在你家地里，树荫在我家田上。不如这样——树归你家，但你每年要分一半果子给阿公家。这样两家都不吃亏。”两个老人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一个说：“你这后生，倒会说话。”另一个说：“行，就依你。”
周公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他没有走过去，也没有说话。但他记住了这个场景。殷地的民众，遇到纠纷，要么请巫师占卜，要么拔刀相向。而东夷的民众，会用“相人耦”的方式，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答案。
种庄稼的人，最懂得土地。周公想起先祖后稷。后稷在野外把野生的谷子撒在地里，看它们发芽、抽穗、结实。他想起先祖公刘。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他想起先祖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在周原的沃土上建起了城郭。周人的先祖，一代又一代，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他们知道，土地不会骗人。你播下什么种子，它就长出什么庄稼。你对待土地的方式，就是土地对待你的方式。
周公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政治选择，更是一个文明选择。他选择曲阜，不仅是“避开巫文化”，更是在一片已经埋藏着秩序与伦理种子的土地上，用周礼的形式将那零散的、风俗层面的伦理实践，提升为系统的、制度层面的礼乐文明。
他命长子伯禽就国于鲁，都于曲阜。伯禽受封时，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率领许多精通礼制的人就国。伯禽要去曲阜了。临行前，周公把他叫到跟前。“你打算怎么治鲁？”伯禽说：“变其俗，革其礼。三年然后报政。”周公摇了摇头：“太慢了。”伯禽不解。周公说：“姜太公治齐，简其礼，从其俗，五个月就报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伯禽摇头。“因为礼不是用来压人的，是用来安人的。东夷之民有敦厚礼让的风尚，你到了曲阜，先看、先听、先学，再谈‘变’和‘革’。若把周礼硬压下去，便是以巫代巫，换汤不换药。”伯禽沉默不语。周公又说：“你记住，我们姬姓的根，在土里。我们的魂，在庄稼里。你到了曲阜，不要把自己当成征服者。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种庄稼的人。你播下什么种子，土地就长出什么庄稼。你对待百姓的方式，就是百姓对待你的方式。”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公的担心是对的。伯禽在曲阜“三年然后报政”，而齐国“五月报政”。鲁国虽然最终成为“周礼尽在鲁矣”的礼乐之邦，但这个过程比齐国艰难得多。伯禽的“革”，与周公的“因”，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发掘证明，西周时期的夷人、奄人墓葬与周人墓葬分区而葬，但夷人并非奴隶，他们有棺椁，社会地位与周人不同但并非被奴役。到了春秋时期，奄人后裔逐渐融入并上升，随葬仿铜陶礼器，甚至有了带车马坑的墓。
周公在曲阜种下的，是一颗秩序的种子。那颗种子，将在五百年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第七章制礼作乐
曲阜的冬天很冷，但太庙里的火塘烧得很旺。
周公坐在火塘边，面前摊着一片刚刚钻凿好的龟甲。一个年轻的大卜跪在旁边，手持火杖，准备灼烧甲面上的凹槽。这是商人的老规矩——每事必卜，每卜必祭。周公在殷地见过太多这样的仪式：牛牲、羊牲、人牲，甲骨在火中发出脆响，裂纹便是神明的回答。但今天，周公没有让大卜动手。他把龟甲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甲面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卜辞，有些是商王的，有些是方国首领的。每一道裂纹都是一次决断，每一次决断都通向一个未知的命运。周公想起自己在《金縢》中为武王祷病时，也曾这样灼烧龟甲，也曾这样等待裂纹的回答。但武王还是走了。
“烧掉。”周公说。大卜愣住了。“把这些甲骨，都烧掉。以后祭祀，不卜吉凶，只问德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所向，便是天命所归。”火塘里的火苗蹿起来，龟甲在火中发出噼啪的声响。那些刻着神明意志的裂纹，在火光中渐渐模糊，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曲阜的夜空中。
周公在曲阜完成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明转型。殷商的“巫史文化”中，巫、祝通过占卜、祭祀充当人神中介。商代后期，巫鬼文化走向极端：大规模的人殉、人祭，无休止的甲骨占卜，神明意志笼罩一切。这种文化尽管维系了神权统治，却窒息了人文理性的生长空间。周公本人早年形象中不乏“巫”的色彩。他深谙占卜、精通祭祀，在《金縢》中为武王祷病，在《大诰》中反复以占卜吉兆鼓舞士气。然而，正是这位深谙巫术的统治者，对巫术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改造。
李泽厚先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由巫到礼”——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取代”或“覆盖”，而是“收纳”与“转化”。在《周礼》体系中，大卜、占人、筮人等巫史人员依然是国家重要官职。《周礼·春官》中明确记载：“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占人掌占龟”，“筮人掌三《易》”。大卜之下还有卜师、龟人、占人、筮人等一整套职官体系。巫术并未消失，而是被收纳进“礼”的框架之中，成为礼乐制度的一个技术性环节。将鬼神置于“德”与“民”之下，将巫术工具化。
周公对巫术传统的改造，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周易》的整理上。殷人占卜，用的是甲骨。每事必卜，每卜必祭，龟甲在火中灼烧，裂纹便是神明的回答。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成为卜辞。这种占卜方式，神秘、零散、不可重复。而周公将殷商流传下来的八卦系统——传说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诠释。他为每一卦、每一爻配上卦辞和爻辞，将“问吉凶”转化为“问德行”。占卜不再仅仅是问神明的意志，而是问自己的德行是否配得上天命的眷顾。《周易》的卦爻辞中，充满了“君子”“小人”“贞”“悔”等道德判断的语汇。这是“由巫到礼”最具体的文献体现——周公将巫术的占卜，转化为了伦理的修养。
这一转变包含三重根本转向。其一，祭祀制度化。将神秘化、个人化的巫术活动，转化为规范化、公共化的礼乐仪式。其二，天人伦理化。将“巫术交感”式的人神关系，转化为以“德”为中介的伦理秩序。其三，合法性民本化。将政治合法性从“神意”转向“民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选择曲阜作为这一文明转折的试验场，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奄地没有殷地那样顽固的巫史集团阻力，更在于奄地拥有一片具有秩序传统与伦理基因的土壤可供耕耘。少昊“以鸟纪官”的秩序感，加上东夷民间的互助礼让之风，为周公“纳巫入礼”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周公不是在一片巫文化的密林中硬生生开辟人文之路，也不是在一片完全荒芜的白纸上凭空作画，而是在一片已经埋藏着秩序与伦理种子的土地上，用周礼的雨露让那颗种子破土而出，生长为参天大树。
殷墟的甲骨是巫术的化石，曲阜的礼器则是人文的丰碑；两者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两条不同血脉，而周公毅然选择了后者作为制度建构的主导方向。
礼的核心在于“别尊卑”——确立等级秩序。周公损益夏商旧礼，制定了涵盖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五礼”体系。学者杨朝明指出，周公制礼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礼义，二是礼仪或礼节，三是礼俗。其中最为关键的制度创新，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周公之前的周人并未严格确立嫡长之制，继太王者非长子泰伯而是季历，文王亦以非长子的武王为太子，殷商更因“兄终弟及”与“传子”并存而导致“九世之乱”。周公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大宗小宗层层分衍，家国同构。从此，支庶兄弟争夺王位之患，从法律上根除。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根本性的制度基础。
乐的核心在于“和人心”——调和情感、促进和谐。礼偏重区分等级，若只强调礼，社会可能因等级森严而僵硬对立。周公巧妙引入乐作为补充，制作《大武》等乐舞，以诗、歌、舞、器乐的综合表演，承载伦理教化与社会整合的功能。礼乐相辅相成，刚柔并济。钟鼓之声，化解戾气；弦歌之音，涵养人心。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者梁涛、何磊提出，周公的政治业绩若仅以“制礼作乐”概括并不全面，实际应称为“制礼作刑”。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周公既制《周礼》，又作《誓命》，前者论礼治，后者论刑治，“毁则为贼，掩贼为藏”云云，主张对违背礼则者处以常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亦言：“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立政》除了讲选用官员，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周公的施政方案是礼刑并用的完整体系，礼以导善，刑以惩恶，二者互为表里。
更为根本的是，周公为礼乐制度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内核——“德”。他提出“以德配天”的崭新理念，认为天命只眷顾有德之人，而德的体现就是民心向背。这一思想将社会的关注点从殷商时代的鬼神世界拉回到现实的人事与道德实践，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天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周公进一步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主张。有学者指出，“明德慎罚”是周公政治思想中最具创新性、学术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思想，也是其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亮点之一。这一思想成为儒家“德治”主张的来源与依据。
火塘中的龟甲化作了灰烬，但灰烬之中，一种新的文明正在生长。周公想起先祖后稷。后稷在野外把野生的谷子撒在地里，看它们发芽、抽穗、结实。他想起先祖公刘。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他想起先祖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在周原的沃土上建起了城郭。周人的先祖，一代又一代，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他们知道，土地不会骗人。你播下什么种子，它就长出什么庄稼。周公在曲阜种下的，是一颗“德”的种子。他相信，这颗种子会发芽，会抽穗，会结实。他相信，土地不会骗人。
第八章周礼在鲁
周公制礼作乐于曲阜，但周礼的完整保存与传承，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后世有“周礼尽在鲁”之说。此语出自《左传·昭公二年》。那一年春天，晋国大夫韩宣子出使鲁国。他此行的名义是“告为政而来见”，但到了鲁国之后，他做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他去了鲁国太史氏那里，要求观书。
韩宣子翻开一卷卷竹简，手指拂过那些墨迹。他看到了《易象》，看到了《鲁春秋》。那些竹简上的文字，记录着周礼的精髓。他抬起头，对鲁国太史氏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不是鲁国，而是成周。那些散失在宗周烈焰中、流落在王子朝奔楚路上的典籍，原来还有一份，在这里。
那么，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周礼为何不在宗周镐京，不在成周洛邑，而在鲁国曲阜？
这件事，要从三百年前说起。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周室仓皇东迁。那场浩劫之中，宗周数百年的典章制度，大半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那些记载着周人数百年典章制度的简册典籍，那些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一代代传下来的农事记录、礼仪器物、职官制度，那些周公亲手制定的礼乐典章，那些成王、康王时期积累的政务档案——大半化为灰烬。宗周作为礼乐文化中枢的物质基础，就此瓦解。
平王东迁之后，成周洛邑成为东周的政治中心。但王室并未迎来安宁。春秋时期，周室内乱频仍，持续消耗着其文化积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是“王子朝之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与王子猛、王子匄争夺王位。这场王室内战持续了数年，最终王子朝兵败。公元前516年，他“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这批象征王权正统的核心典籍，就此流落他乡，下落不明。
宗周的毁灭与成周的内乱，使周王室作为礼乐文化中枢的地位名存实亡。当韩宣子想要“观书”时，他不再前往成周，而是来到了鲁国。
鲁国凭什么？
因为鲁国有一份别处没有的东西——天子礼乐。周公对周王朝有巨大功勋。他辅武王克殷，摄王政平乱，营成周定天下，制礼乐垂万世。成王特命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载：“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这使得鲁国在诸侯国中独享使用天子级别礼乐的特权。当其他诸侯国只能用“诸侯之礼”时，鲁国却完整保留了“天子之礼”的规格与仪轨。
鲁国还有一份别处没有的东西——完整的典籍与职官。据《左传·定公四年》载，伯禽受封时，“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祝、宗、卜、史是周王室整套的礼乐职官，备物典策是完整的典籍文物，官司彝器是礼乐仪式所用的器物。鲁国实际上成为了周礼在东方的一个完整备份。正如杨朝明所言：“鲁国是周王朝在东方推行周道的‘标本’。”
鲁国还有一份别处没有的东西——历代君臣的自觉坚守。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全力推行周文化。此后鲁国历代君主大多以“法则周公”为己任，将周礼奉为治国准则。《左传》中多次记载鲁国君子以周礼为准绳评判时事。鲁国形成了深厚的礼乐传统，成为有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韩宣子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是在他“观书于大史氏”，看到《易象》与《鲁春秋》等典籍之后。他看到的不是鲁国人如何践行周礼，他看到的是——鲁国太史氏的书册间，保存着周礼的完整文献。因此，这句话首先表明的是“文献尽在鲁”，即鲁国妥善保存了承载周礼的前朝典籍，而并非指鲁国上下都在完美地践行周礼。事实上，春秋时期鲁国自身也出现了不少“违礼”之举。如《春秋》所记鲁国国君的种种非礼行为，三桓的僭越，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周礼“礼书”与“礼学”中心的文化地位。正如一座图书馆可能藏书丰富而读者寥寥，“周礼尽在鲁”说的是典籍的完整保存，而非实践的全面贯彻。
“周礼在鲁”与“周礼尽在鲁”之间，有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周礼在鲁”说的是周礼的典籍与制度在鲁国得以保存；“周礼尽在鲁”则进一步表明，在宗周与成周相继丧失其文化中枢地位之后，鲁国成为了周礼唯一的完整保存地。这一从“在”到“尽在”的转变，恰恰发生在西周灭亡至春秋中期这一历史时段。韩宣子的感叹，正是这一历史转变完成之后的确认。
周公在曲阜播下的种子，不仅生长为鲁国的礼乐传统，更在五百年后，通过孔子，生长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从宗周到成周，从成周到曲阜——周礼的空间转移，恰恰印证了周公“以柔克刚”“以小事大”的政治智慧：最持久的文化传承，未必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而可能在准备最充分的地方。
周公在曲阜种下的，是一颗“礼”的种子。他相信，这颗种子会发芽，会抽穗，会结实。他等了五百年。五百年后，一个生于曲阜的巨人，接续了他的精神。
当韩宣子在鲁国太史氏的书册间看到《易象》与《鲁春秋》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几卷竹简。他看到的，是一个文明在经历了宗周覆灭、成周内乱之后，仍然得以完整保存的精神基因。他发出的那声感叹——“周礼尽在鲁矣”——既是对鲁国的赞美，也是对周公的致敬。
第九章北面就臣位
七年后，成王长大了。
《史记·鲁周公世家》用极简的笔墨记载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七年前，周公“南面倍依以朝诸侯”——他面朝南方，背靠屏风，以天子的礼仪接受诸侯朝拜。七年后，周公“北面就臣位”——他面朝北方，站在臣子的位置上，恭敬谨慎。
还政大典那天，成王坐在朝堂正中，周公站在阶下。七年了。七年前，他抱着年幼的成王坐上朝堂，面对诸侯的朝拜，他在帘后听政。七年来，他南面倍依，以天子的礼仪号令天下。但今天，他北面而立，站在群臣之首，像一个普通的臣子。成王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周公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典礼结束，周公走出朝堂。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忽然觉得脚步轻了许多。七年的重担，在这一刻卸下了。身后传来成王的声音：“叔父——”周公回头。成王站在朝堂门口，眼眶微红，却说不出话来。周公摆了摆手，转身走了。风从洛邑的旷野上吹来，吹动他的衣袂，像一面卸下了重负的旗。
还政之后，周公并没有完全退隐。他继续以臣子的身份辅佐成王，写作《无逸》《立政》等诰命，告诫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要“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这些诰命后来成为《尚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知稼穑之艰难”——这句话，是周公一生政治智慧的结晶。他告诉成王，你要知道种庄稼的艰难。你要知道农人的辛苦。你要知道，一粒粮食，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要流多少滴汗水。你知道了这些，你就知道百姓的疾苦。你知道了百姓的疾苦，你就知道怎么治理天下。
周公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农人的后代。他的先祖后稷，是一个种庄稼的人。他的先祖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他的先祖古公亶父，在周原的沃土上建起了城郭。他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他见过老农如何辨别风向、翻土下种，他帮老妇人捡拾过散落的谷种。他知道种庄稼的艰难。
周公临终前，成王守在榻前。周公握着成王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天下，而是关于庄稼——“今年的麦子，该收了。”然后闭目。成王没有遵从周公“必葬我成周”的遗言。他将周公葬于毕，与文王葬在一起，以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一个要求葬在成周，以臣子身份陪伴君王；一个将对方葬于先王墓地，以先王之礼相待。这对君臣之间的情谊，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例。
周公一生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洗一次头，多次握住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多次吐出口中食物。只为迫不及待地接待来访贤士。这种为天下而屈己的精神，使他成为后世礼贤下士的典范。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即本于此。
关于召公在周初政治中的独立贡献，此处略作补充。召公奭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由周公治理，陕以西由召公治理。《史记·燕召公世家》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分陕那天，周公与召公在陕原分界处告别。周公东去，召公西留。两人回望，风吹动旌旗。召公说：“此去珍重。”周公点头，策马东去。召公“修政教”，深耕农业、安抚百姓，为“成康之治”奠定了西部根基。《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区分，正是“分陕而治”格局在文化上的反映。召公在成王时期的辅政、对“明德慎罚”思想的阐发，与周公的制度创设互为表里。周初政治的稳定，不是周公一人之功，而是周召双柱并立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周公摄政、归政、杀兄等史事在战国时期曾引发争议。《墨子·非儒下》记载孔子曾言周公“非仁”，《尸子》亦载孔子云“周公其不圣乎”。这一方面反映了周公圣化过程中曾存在的理论障碍，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证明了周公事迹在先秦思想界激起的深刻回响。孟子、荀子等后学最终将周公纳入儒家道统之内，“周孔之道”由此形成。
周公走了。但他留下的制度、思想与精神，仍在人间延续。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礼，不是乐，不是典章制度。他留下的，是一颗种子。一颗“好好过日子”的种子。一颗“先知稼穑之艰难”的种子。一颗“农人的后代”的种子。
第十章五百年后
周公去世五百年后，一个生于曲阜的巨人，接续了他的精神。
孔子。
孔子一生最推崇的人，就是周公。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监”，即“损益”之意。孔子所“从”的，不是僵化的周代制度条文，而是周公制作礼乐时那种“因革损益”的进化精神。孔子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择优而从，因时损益，这正是周公精神的核心。
有一年春天，孔子带着弟子们去周公庙祭祀。庙堂里供奉着周公的塑像，香火缭绕。孔子站在塑像前，久久不语。子路问：“夫子，您在想什么？”孔子说：“我在想，周公当年站在曲阜的田野上，看到的是什么。”子路不解。孔子说：“他看到的，不是一片废墟，也不是一群降民。他看到的是东夷之民，人与人相亲相偶，彼此扶持的风尚。他把这种风尚，变成了天下的秩序。”他顿了一下，又说：“我这一生，所做的不过是把周公看到的‘仁’，再说一遍。”
孔子与东夷传统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孔子曾明确表示“欲居九夷”，当有人指出九夷鄙陋时，他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对东夷文化的尊重，最生动的体现是他二十七岁时“见于郯子而学之”——郯国是少昊后裔所建的小国，郯子以仁孝之德和渊博学识闻名，孔子亲自前往求教少昊氏以鸟名官的典制。韩愈《师说》中“孔子师郯子”一语，正源于此。
孔子之所以能够“吾从周”，之所以能够“释礼归仁”，正是因为他生活在“周礼尽在鲁”的曲阜。他亲眼看到了周礼的典籍，亲身体验了周礼的实践，亲身感受了周礼的精神。没有“周礼尽在鲁”这一文化格局，孔子的思想便失去了制度的根基与文献的依凭。孔子对“仁”的阐发，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东夷文化中某些伦理基因的自觉继承与哲学升华。李泽厚先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释礼归仁”——孔子为周公所创制的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之道。
从周公的制度创设到孔子的哲学升华，从曲阜到全中国——这条精神脉络清晰地昭示：曲阜不仅是中华秩序精神的重要圣地，更是中华仁德精神的重要摇篮之一。而“周礼尽在鲁”这一文化奇观，正是连接周公与孔子的历史桥梁。它使周公的制度创设不至于湮灭，使孔子的哲学升华有所依凭。当韩宣子在鲁国太史氏的书册间发出那声感叹时，他或许不曾想到，那些竹简上的文字，将在五百年后，通过一个生于曲阜的巨人，生长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
第十一章元圣
三千年前，周公站在曲阜的田野上，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这个抉择，不是攻城略地，不是杀伐决断，而是在一片具有秩序传统与伦理基因的土壤上，播种一种新的文明秩序。他把殷商六百年的巫鬼传统，收纳进“礼”的框架之中；他把东夷民间的互助礼让之风，提升为制度层面的伦理秩序；他把政治合法性从“神意”转向“民意”，从此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重人文、重仁德”的千年走向。
周公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因为他是一个农人的后代。后稷教人种百谷，让人们不再挨饿。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古公亶父在周原的沃土上建起了城郭。周人的先祖，一代又一代，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他们知道，土地不会骗人。你播下什么种子，它就长出什么庄稼。你对待土地的方式，就是土地对待你的方式。周公把这种农人的智慧，用在了治理天下上。他制定礼乐，不是为了压人，是为了安人。他提出“敬德保民”，不是空喊口号，是他知道，百姓就像土地，你善待它，它就善待你。他告诫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不是要成王去种地，是要成王知道，治理天下，就像种庄稼，要耐心，要勤勉，要知道“粒粒皆辛苦”。
中国文明发展的精神脉络，可以概括为一条“人文理性化”的演进线索：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归仁于大同。周公完成了“由巫到礼”的制度转化，孔子完成了“释礼归仁”的哲学升华，而“大同”则是“仁”的最终归宿。“归仁于大同”这一环节，是理解周公精神最终归宿的关键。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让天下人有秩序地过日子。孔子释礼归仁，是为了让天下人有仁爱地过日子。而“大同”，则是让天下人不分彼此、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共同好好过日子。从“礼”到“仁”，是制度的伦理化；从“仁”到“大同”，是伦理的社会化。周公把秩序种在土地里，长出了“礼”；孔子把“礼”收进人心里，长出了“仁”；而“大同”，是把“仁”种回社会里，长出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这条线索是中华文明精神演进的主导性线索之一，但并非唯一线索。巫、礼、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严格的先后替代关系，而是存在共时性的交织——礼乐制度中始终保留着巫术元素，儒家思想中也并非完全排除巫术传统。中华文明的丰富性，还体现在“法”的传统、“史”的传统、“自然”的传统等多个维度。
而在这条线索的深处，有一条更古老的根——农人的根。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他们知道，土地不会骗人。他们知道，种庄稼的人，最懂得等待。周公把这颗农人的种子，种在了曲阜。孔子把这颗种子，升华为“仁”。从后稷到周公，从周公到孔子，从曲阜到全中国——这条精神脉络的根，在土里。
这条精神线索的空间原点在曲阜，但曲阜是核心原点之一，而非唯一原点。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通过分封制度辐射至整个周王朝，齐、燕、晋、卫等诸侯国都参与了礼乐文明的传播与实践。殷商文化的继承、周原的传统、齐地的文化创造，同样参与了中华文明精神的塑造。曲阜的独特功能在于：它是“纳巫入礼”与“仁学升华”这两大精神事件的空间载体，也是“周礼尽在鲁”这一文化奇观的历史舞台。
“周礼尽在鲁”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连接了周公与孔子，连接了制度创设与哲学升华，连接了“由巫到礼”与“释礼归仁”。没有这一连接，周公的制度创设可能湮灭于宗周与成周的废墟之中；没有这一连接，孔子的哲学升华可能失去制度的根基与文献的依凭。正是鲁国这个“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使周公的精神在五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得以完整保存，并最终通过孔子，生长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
今日曲阜的文化重心，几乎完全落在“三孔”之上。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唐宋以后，道统谱系逐渐由“周孔并称”转向“孔孟并称”，孔子的独立价值被凸显，周公则被归入“先王”系列，其“元圣”地位在民间话语中日益符号化。孔庙、孔府、孔林之所以成为曲阜的文化重心，有其历史合理性：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其思想影响深远，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其文化定位有其内在逻辑。然而，若因此将周公仅视为孔子之前的“先王”符号，便割裂了“由巫到礼”与“释礼归仁”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没有周公“纳巫入礼”的制度创设，孔子“吾从周”便失去了制度前提。没有“周礼尽在鲁”的文化奇观，孔子的“释礼归仁”便失去了文献依凭。今日曲阜推动周公庙的保护与活化，其实质是恢复“周孔并称”的历史完整性，让公众理解：曲阜作为中华文明精神的重要载体，是由周公的制度创设与孔子的哲学升华共同铸就的。近年来，曲阜已在文化战略中实施“周公庙保护复兴工程”和“周公庙中华礼仪博览园”建设，正是这一方向的实践。
周公的“经略”从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在恰当的土壤上播种秩序。今日曲阜若要在全球化中再度“经略”，其方向应是：让周公庙所代表的制度奠基精神，与孔庙所代表的思想升华精神，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叙事——从“以德配天”到“仁者爱人”，从“纳巫入礼”到“和合共生”。而这一切的根，在土里。在后稷的土里，在公刘的土里，在古公亶父的土里，在周公攥着的那把黄土里。
从曲阜出发，我们走向的不仅是历史的深处，更是未来的高度。三千年前，周公在此以文驭巫、因仁制礼，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色；三千年后，我们在此重新出发，让这份人文理性与仁德精神的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贡献独特的智慧与力量。渭水东流，不息昼夜。周公的脚步，从未远去。
第十二章三千年后
三千年后，一个曲阜人站在明故城的城楼上。
他不是旅人。他就是曲阜人。他的家，就在这座小城。他从小在周公庙的墙根下走过，在少昊陵的土丘上放过风筝，在孔庙的柏树下乘过凉。三座庙宇，三座陵墓，三个时代的印记，共同构成了他生命的地图。但他从未真正“看见”过它们——直到那个清晨，他决定重新走一遍。
他先去了周公庙。庙门是明代的，石阶是清代的，而庙里供奉的那尊塑像，是按照后人的想象塑造的。他在塑像前站了很久。他想起《史记》里的一句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一个摄政七年、南面称制的人，还政之后“北面就臣位”——面朝北方，站在群臣的位子上，恭敬谨慎。“匔匔如畏然”，四个字，写尽了一个人的谦卑。
他走出大殿，站在周公庙的院子里。院中有一棵古柏，据说已有千年。他摸着那棵柏树粗糙的树皮，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周公制礼作乐，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有人说，是为了确立等级秩序。有人说，是为了“纳巫入礼”，将殷商的巫鬼文化改造为人文理性。这些都对。但他站在这里，忽然觉得，周公制礼作乐，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够好好过日子。做人要讲道理，吃饭要坐正，见了长辈要叫人，邻里之间要互相扶持——这些最朴素的道理，被周公提炼为“礼”，被孔子升华为“仁”。但它们的根，还是在渭水边的少年旦手里那把黄土里。
他走出周公庙，往东走。他要去少昊陵。少昊陵在曲阜城东，是一座金字塔形的石砌陵墓，被称为“中国金字塔”。他登上少昊陵的顶端，极目远眺。东边是连绵的丘陵，西边是曲阜城的轮廓，南边是沂河的水光，北边是泰山的余脉。这里是少昊的故土。少昊是东夷的始祖，以鸟纪官，设凤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伯赵氏司至、青鸟氏司启、丹鸟氏司闭，以“五鸠”掌军政，“五雉”掌手工，“九扈”掌农业。这是一套对自然秩序的模仿，一种“前人文”的秩序感。
但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比少昊更古老。《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晋人皇甫谧亦言：“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寿丘，就在少昊陵所在的这片高阜之上。传说黄帝生于斯，少昊葬于斯，父子两代，同归一处。他站在少昊陵顶端，朝南望去。南边不远处，是一片开阔的平地。那里曾经矗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景灵宫。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这位以黄帝为赵姓始祖的皇帝，下诏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将县城迁往寿丘之西，又在寿丘兴建景灵宫，以奉祀黄帝。据元人周伯琦《重修景灵宫碑》记载，景灵宫“总一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面积达一千八百亩，相当于今曲阜孔庙的三倍。琢玉为像，祭祀用太庙礼仪，是当时礼制规格最高的庙宇。景灵宫在宋仁宗天圣年间遭火灾，旋即修复。此后又多次重修，大约在元代末期或明代初期被毁。现存遗址已埋在地下，地上仅存两幢巨碑。他走下少昊陵，往南走。穿过一条神道，两侧是参天的古柏。神道尽头，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平地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两侧，各立着一通石碑。东侧那通碑高约17米，碑额浮雕六条盘龙。碑上无字——据说是因为还未完工，金兵就攻打到了曲阜，无奈弃之而去。当地人叫它“万人愁”，因其沉重难以移动。西侧那通碑高约7米，现残为三块，因刻有遒劲的“庆寿”两个大字，被称为“庆寿碑”。他站在两通巨碑之间，脚下就是景灵宫的遗址。当年一千三百二十楹的宏伟宫殿，如今已深埋地下。但他知道，那片土地下埋着的，不只是一座宫殿的废墟。那是一个王朝对文明源头的追认，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根脉的自觉。宋真宗为什么要在这里建景灵宫？因为他要确认：赵宋的文明，根在黄帝；黄帝的诞生地，在曲阜寿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宣示，而是一个文明对自身精神谱系的追溯。
从黄帝到少昊，从少昊到周公，从周公到孔子——曲阜这片土地，承载了中华文明最古老的记忆。黄帝是华夏文明的初曙，开启了华夏文明的秩序感。少昊将这种秩序感化为“以鸟纪官”的制度想象，是对自然秩序的模仿。周公将这种秩序感落实为“纳巫入礼”的制度创设，是人文理性的制度转化。孔子将这种秩序感升华为“仁者爱人”的哲学体系，是内在人性的根源发现。从传说到制度，从制度到哲学——这就是曲阜五千年文明的精神脉络。
周公为什么选择曲阜？他站在少昊陵上，忽然明白了。曲阜不是一片文化的真空。这里曾经是商朝旧都，是殷商六百年的政治宗教中心。但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古老的传统——黄帝的传统，少昊的传统。东夷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某种极具秩序感的文化。他们以鸟纪官，模仿自然的秩序；他们“相人耦”，人与人相亲相偶，彼此扶持。而更早的黄帝，据说也诞生于此，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初曙。周公来到曲阜，不是在一片荒芜的白纸上凭空作画，也不是在一片巫文化的密林中硬生生开辟道路。他是在一片已经埋藏着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土地上，用周礼的雨露让那些古老的种子破土而出，生长为参天大树。
他走下少昊陵，在陵前的那片田野里站了一会儿。麦苗青青，晨雾缭绕。一个老农正在地里弯腰拔草。他走过去，问：“老人家，这块地，种了多少年了？”老农直起腰，看了看他，说：“祖上传下来的，不知道多少年了。反正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块地里种庄稼。”他问：“您知道少昊吗？”老农笑了：“少昊？谁不知道少昊？少昊陵就在那边嘛。老辈子人都说，少昊是咱们东夷人的老祖宗，他教人种庄稼，教人养鸟，教人讲规矩。”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您知道黄帝吗？”老农想了想，说：“黄帝？也听说过。老辈子人说，黄帝就生在咱们这儿，就在少昊陵那块地方。宋朝的皇帝还在这儿盖过一座大庙，叫景灵宫，后来打仗毁了。现在地底下还埋着呢。”他愣住了。一个老农，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这片土地五千年的记忆。他又问：“您觉得，这些老规矩，还在吗？”老农想了想，说：“怎么不在？做人要讲道理，吃饭要坐正，见了长辈要叫人，这不都是规矩？规矩就是让人好好过日子。”
他告别老农，走回曲阜城里。他要去孔庙。孔庙在曲阜城中心，与周公庙一东一西，共同守护着这座小城。他走进孔庙的大门，穿过一道道门，来到大成殿前。大成殿前，有十根浮雕龙柱。他站在龙柱前，看着那些栩栩如生的龙纹。这些龙柱，是明代工匠的杰作，但龙的形象，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商人的青铜器上，刻着饕餮纹，只有头，没有身体。周人的礼器上，刻着龙纹，有头有尾，有鳞有爪。从饕餮到龙，从吞噬一切的兽面到和谐共生的神兽，这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转型的历史。他走进大成殿，站在孔子像前。孔子像面容温和，目光深邃，双手作揖，仿佛仍在向弟子们讲述“仁”的道理。他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从”的，不是僵化的周代制度条文，而是周公制作礼乐时那种“因革损益”的进化精神。孔子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择优而从，因时损益，这正是周公精神的核心。孔子之所以能够“吾从周”，之所以能够“释礼归仁”，正是因为他生活在“周礼尽在鲁”的曲阜。他亲眼看到了周礼的典籍，亲身体验了周礼的实践，亲身感受了周礼的精神。没有“周礼尽在鲁”这一文化格局，孔子的思想便失去了制度的根基与文献的依凭。
两千年了。从孔子去世到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的思想，从曲阜出发，走遍了全中国，走向了全世界。两千年来，无数人来到曲阜，站在孔庙前，向这位“至圣先师”致敬。两千年来，孔子的“仁”，周公的“礼”，少昊的“规矩”，黄帝的“初曙”，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周礼尽在鲁”，而不是在成周或宗周？答案，他刚刚走过了。宗周镐京，被犬戎攻破，典籍大半焚毁。成周洛邑，王子朝之乱，典籍流落楚国。而鲁国，凭借其源自周公的特殊政治地位、完整的典籍制度移植，以及自觉的文化坚守，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为周礼的典籍与精神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最持久的文化传承，未必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而可能在准备最充分的地方。
周公在曲阜种下了一颗“礼”的种子。他等了五百年。五百年后，一个生于曲阜的巨人，接续了他的精神。那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棵大树，覆盖了整个中华文明。他走出孔庙，站在明故城的城楼上，俯瞰这座千年古城。远处，周公庙的屋顶在晨光中泛着微光；近处，少昊陵的土丘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景灵宫遗址的两通巨碑在晨光中投下长长的影子；中间，孔庙的殿角在晨风中轻轻翘起。三座庙宇，三个时代，共同守护着这座小城。
少昊陵，是东夷的先祖。他教人种庄稼，教人养鸟，教人讲规矩。他的规矩，是“相人耦”，是人与人相亲相偶，彼此扶持。那是五千年的积淀。周公庙，是周人的元圣。他制礼作乐，纳巫入礼，把东夷民间的互助礼让之风，提升为制度层面的伦理秩序。那是三千年的创设。但周公首先是一个农人的后代。他的先祖后稷，是一个种庄稼的人。他的先祖公刘，在戎狄之地重新拿起锄头。他的先祖古公亶父，在周原的沃土上建起了城郭。他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他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孔庙，是鲁人的至圣。他释礼归仁，把周公的制度创设，升华为哲学层面的“仁者爱人”。那是两千年的升华。而在这一切之前，在少昊陵的土丘之下，在景灵宫遗址的巨碑之间，还有更古老的记忆。黄帝生于寿丘，那是华夏文明的初曙。从黄帝到少昊，从少昊到周公，从周公到孔子，从曲阜到全中国——这条精神脉络清晰地昭示：曲阜不仅是中华秩序精神的重要圣地，更是中华仁德精神的重要摇篮，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的精神原点之一。
他站在城楼上，望着东方的天空。太阳正在升起，阳光洒在少昊陵的石砌陵墓上，洒在景灵宫遗址的巨碑上，洒在周公庙的屋顶上，洒在孔子庙的殿角上，洒在曲阜的每一片瓦、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上。他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曲阜，就是黄帝居之的地方，是少昊居之的地方，是周公居之的地方，是孔子居之的地方。黄帝居之，少昊居之，周公居之，孔子居之，何陋之有？
他站在城楼上，思绪从三千年前，飘向五千年后。
他想起了两个人。一个站在周公庙里，一个站在孔庙里。一个“作”了礼乐，一个“述”了礼乐。一个建立了制度，一个阐释了制度。一个给了中华文明以骨架，一个给了中华文明以灵魂。
周公是“作”者。他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危机四伏的局面——殷商覆灭、东方未定、王室猜忌、管蔡流言、东夷叛乱。他不是在书斋里思考，他是在战场上、在朝堂上、在废墟上，一点一点地建立一个新秩序。他制礼作乐，营建成周，东征平叛，纳巫入礼，还政成王。他处理的是“怎么办”的问题。
孔子是“述”者。他面对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秩序已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他从旧秩序中提炼出“仁”的原则，为后来者提供精神方向。他处理的是“怎么想”的问题。
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周公被归入“先王”系列。人们更多地向孔子祈求智慧，而较少向周公祈求方法。但今日之世界，与孔子时代已有根本不同。
今日之世界，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旧有的全球化模式正在断裂，旧有的价值体系正在撕裂。人类面对的，不是如何“阐释”旧秩序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新秩序的问题。谁能够像周公那样，在废墟之上，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建立一套可运行的秩序？
今日之世界，比周公时代更加多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利益诉求。谁能够像周公那样，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建立一个包容多元的秩序框架？
今日之世界，太多的危机不是因为缺乏思想，而是因为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可以建立制度，也可以破坏制度。权力可以维护秩序，也可以撕裂秩序。周公的智慧在于：他以权力建立制度，然后主动把权力交还给制度。他摄政七年，南面称制，然后“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他建立制度，但不贪恋权位。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更需要一个周公式的人物，而不是孔子式的人物。
不是因为孔子不重要。恰恰相反，周公与孔子，本是一体两面。没有周公的“作”，孔子无所“述”；没有孔子的“述”，周公的“作”可能湮灭。但在这个旧秩序瓦解、新秩序未立的时代，建制的问题更为迫切。我们需要周公式的人物，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的、有生命力的新秩序。然后，再由孔子式的人物，为这个新秩序注入灵魂。
他站在城楼上，望着东方的天空，想起《礼记·礼运》中孔子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把“仁”推向了“大同”。大同，是“仁”的最终归宿。但大同不会自己到来。它需要有人去“作”，去“建制”，去像周公那样，在一片多元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秩序框架。
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归仁于大同。这或许是周公精神最完整的脉络。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让天下人有秩序地过日子。孔子释礼归仁，是为了让天下人有仁爱地过日子。而“大同”，是让天下人不分彼此、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共同好好过日子。
但从“仁”到“大同”，需要一个“作”者。需要一个周公式的人物，把“仁”的理想，变成“大同”的制度。孔子给了我们理想，周公给了我们方法。今日之世界，需要方法，也需要理想；需要阐释者，也需要建制者。但在当下这个时刻，建制比阐释更迫切。
大同之后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只要“好好过日子”这个最朴素的愿望还在，中华文明就不会停止生长。只要还有人记得黄帝生于寿丘的传说，记得少昊的规矩，记得周公的礼，记得孔子的仁，记得大同的理想，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就不会中断。
只要还有人记得，后稷是一个种庄稼的人。只要还有人记得，周公是一个农人的后代。只要还有人记得，礼就是让人好好过日子。只要还有人记得，仁就是让人与人相亲相爱。只要还有人记得，大同就是让天下人都好好过日子。
只要还有人记得，黄帝生于寿丘，少昊葬于云阳，景灵宫的巨碑仍立在曲阜的田野上。只要还有人记得，在曲阜的城楼上，曾经站着一个曲阜人，他在三千年的历史与五千年的文明之间，追问着一个问题：仁之后呢？大同之后呢？谁来把理想变成现实？谁来把“仁”种回社会里，长出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三千年，五千年，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但就在这一瞬之中，一个少年从岐山脚下出发，走到曲阜，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覆盖了整个中华文明。而这棵大树，还将继续生长，向着未来的三千年，五千年。
他下了城楼，走出曲阜城。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向着远方走去。身后，是三千年的历史，是五千年的文明。身前，是未来的三千年，是未来的五千年。他走了很远，回头已看不见曲阜的城墙。但曲阜在他心中，从未远去。
渭水在岐山脚下拐了一个弯，水声潺潺，如诉如歌。
作者补记
余二十岁之前，亦一农人也。扶犁插秧，割麦晒谷，皆所亲历。后入清华，读水利，从政，治学，行走天下。然骨子里，始终一农人耳。故余写周公“先知稼穑之艰难”，写“种庄稼的人，最懂得等待”，写“地不哄人”，非徒纸上之语，实有生命之体认。农人的后代写农人的后代，此中血脉，三千年不断。
余尝亲赴周原、洛阳、曲阜，行走于周公曾经行走的土地上。在周原，余见一老农扶犁而耕，牛行缓缓，犁沟深深。余问其年，曰七十余矣。问其耕田之乐，则笑而不言。良久乃曰：“地不哄人。”此三字，胜于千言万语。在洛阳，余立于成周遗址之上，东望虎牢，西瞻崤函，南眺伊阙，北顾黄河。周公当年，即在此地，经营天下。在曲阜，余谒周公庙、少昊陵、孔庙，登明故城，思五千年、三千年、两千年，以及未来的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
余非史家，不能考证周公之生平；余非哲学家，不能阐释周公之思想。余惟一行走者，一观察者，一思索者。余所能为者，惟将自己行走之所见、所感、所思，笔之于书，以就正于方家。渭水东流，不息昼夜。周公的脚步，从未远去。
作者简介：高述群（尼山行者，微信名“同天下”，自诩“行走的儒家”，清华大学一九七八级水利工程系校友，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在职研究生，社会学教授），山东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原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顾问，山东大学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青爱智库高级研究员。2019年于曲阜阙里书院发起“红衣儒家”。“红衣儒家”以儒家尚红之意象，倡仁爱、母爱、大同与行走天下之风。长期从事文物、文化研究与尼山论坛组织工作，关注周公、儒学与中国文化战略及世界文明走向。
附：周公大事年表
年份 事件
约前2300年：后稷为农师，封于邰，别姓姬氏
约前2000年：不窋失农官，迁于戎狄之间
约前1800年：公刘迁豳，复修后稷之业
约前1300年：古公亶父迁岐，营建周原
约前1150年：季历继位，周室渐强
约前1100年：周公旦生于周原
约前1060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周公辅佐
约前1048年：盟津观兵
前1046年：牧野之战，殷商覆灭
前1044年：武王病重，周公金縢祷病
前1043年：武王去世，周公摄政
前1042年：管叔流言，三监之乱爆发，周公作《大诰》，东征开始
前1040年：东征结束，杀武庚、诛管叔、放蔡叔
前1039年：封伯禽于鲁，都曲阜
前1038年：营建成周洛邑
前1037年：制礼作乐
前1036年：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
约前1030年：周公去世，葬于毕
前771年：犬戎破镐京，宗周典籍大半焚毁
前540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叹“周礼尽在鲁矣”
前520年：王子朝之乱起
前516年：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
前1012年：宋真宗诏改曲阜为仙源县，迁县治于寿丘之西，兴建景灵宫奉祀黄帝
2013年：景灵宫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少昊陵及景灵宫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述群于曲阜阙里书院发起“红衣儒家”
——以下为文学性时间标记，非确切纪年——
三千年后：曲阜人登明故城，游少昊陵、景灵宫遗址、周公庙、孔庙，思五千年、三千年、两千年，以及未来的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
说明：以上年表为据《尚书大传》《史记》《左传》等文献整理，部分年代为学界推定，仅供参考。周公先祖世系，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自后稷至文王共十五代，但历经千余年，仅传十几代，时间上存在疑问，后世学者多持审慎态度。韩宣子“周礼尽在鲁”之叹，据《左传·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事，系于周景王时期。黄帝生于寿丘之说，据《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为宋代官方认定。“三千年后”为文学性时间标记，非确切纪年，用以呈现周公精神之当代回响，故单独列出，不纳入具体年代序列。
注释
【1】本章少年旦观察蚂蚁、辨别土壤湿度的情节，为作者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之性格描写所作的文学推演，非史实记载。周公先祖世系，据《史记·周本纪》。太姒，据《诗经·大雅·思齐》。
【2】“仁”作为系统化的哲学概念，是孔子之后才被确立的。此处用“仁”描述周公性格，取《史记》原文用语，非以孔子之“仁”概念回溯历史。
【3】公元前1046年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之武王克商年代。学界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如“前1044年”等说。
【4】《史记·周本纪》载“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史记·鲁周公世家》则载“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两处记载不同，本书取《周本纪》之说。
【5】《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6】今本《尚书·武成》为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真古文《武成》佚文见《汉书·律历志》，完整版即《逸周书·世俘》。
【7】《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言：“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8】兄弟对坐帐中之场景为文学创作，用以呈现武王与周公之间的手足之情，非史实记载。
【9】《尚书·金縢》原文。
【10】此段为文学描写，非史实记载。
【11】成王即位年龄，古书有六岁、十岁、十三岁三说。杨宽《西周史》指出，三说“都不可靠”，十三岁之说亦出于后人推测。
【12】杨宽认为，周公摄政三年成王已亲自参与伐奄之役，据此推断成王摄政之初应有十七八岁。
【13】武王临终之言为作者推演，《史记》无此记载。
【14】此段对话为作者据《尚书·大诰》《史记·鲁周公世家》推演其意而成，非史实记载。
【15】出师送别之场景为文学创作。
【16】《尚书大传》：“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17】《史记·周本纪》将“东伐淮夷，残奄”置于周公摄政后期，与《尚书大传》不同。
【18】孙星衍《孫淵如詩文集》指出：“考之尚书大传，四年建卫侯而封康叔，五年营成洛邑，七年制礼作乐”，但《史记》所载营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后。
【19】士兵磨斧的情节为文学虚构，灵感取自《诗经·豳风·破斧》。
【20】《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言少昊氏以鸟名官。
【21】许慎《说文解字》：“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夷者，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概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两书成书年代远晚于西周，其“夷俗仁”之说或反映汉代人对东夷的认知，不宜直接等同于西周初年东夷的实际情况。
【22】参见方辉访谈《海岱东夷文化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12月20日。
【23】地头争论的情节为文学虚构，用以呈现东夷“相人耦”风俗之精神。
【2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尚书·泰誓》，为周公政治思想之核心表述。
【25】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6】杨朝明，孔子研究院学者，长期从事周公与周礼研究。
【27】梁涛、何磊《周公“制礼作乐”与“制礼作刑”》，《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
【28】《左传·昭公二年》原文。
【29】参见《史记·周本纪》及《竹书纪年》相关记载。
【30】《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31】《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32】《左传·定公四年》原文。
【33】杨朝明《鲁国：周王朝在东方推行周道的“标本”》，孔子研究院。
【34】参见《左传》《国语》中关于鲁国礼乐传统的记载。
【35】“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为学者对鲁国文化地位的概括。
【36】《史记·鲁周公世家》原文。
【37】还政大典之场景描写为文学创作。
【38】周公临终之言“今年的麦子，该收了”为文学推演，《史记》无此记载。
【39】《史记·燕召公世家》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40】分陕告别的场景为文学创作。
【41】参见《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42】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为文学虚构，用以呈现孔子对周公精神之理解。
【43】《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
【44】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45】参见山东省政府《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2018年）。
【46】黄帝生于寿丘之说，据《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但黄帝诞生地有寿丘（曲阜）、新郑、天水等多说，“寿丘说”为其中一支，宋代官方认定有其政治背景。
【47】景灵宫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据元人周伯琦《重修景灵宫碑》记载，景灵宫“总一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现存遗址位于少昊陵南侧。2013年，景灵宫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少昊陵及景灵宫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