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池】可笑的“我早就说过”

文 / 张明池

世上最廉价的两个字，是“早知”；世上最可笑的五个字，是“我早就说过”。

 “我早就说过”，字数不多，分量不重，威力却不小，气味也很冲，像一贴万能狗皮膏药，专往别人的烂摊子上贴；又像一张事后赶制的免罪符，专给自己的无能遮羞。

说这话的人，多半是尊者，是长者，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一线干活的，在泥里滚，在火里烤，他们在废墟上踱步，在伤口上题词，事前永远是“再看看”“不着急”“原则上同意”的“观者”，事后立马成了“我早有预警”“我早有提醒”的“先知”。

“我早就说过”，其实根本不必非得“说过”，它的妙处不在“说”，而在“过”——成了，功在我，因为“我早就说过”；败了，过在人，因为“我早就说过”。

所以，“我早就说过”，是愚者的掩面霜，是鄙者的遮羞布，是骄者的助力器，是懦者的护身符，不仅可怜、可笑，而且可憎，因为它吞功；可恶，因为它推过；可悲，因为它骗己；可恨，因为它专在别人流血时，给自己别一朵红花。

剥开这五个字的皮，里头的本相，清清楚楚，一共三层——

“我早就说过”=“我永远正确”

人最会修改的，不是文章，是记忆；最会润色的，不是毛笔，是地位。弱者说“我说过”，没人会信，即使他真正的说过；强者说“我说过”，哪怕他根本没说过，别人也会替他找出证据——秘书一翻档案，“主任上次确实皱了眉”，下属一拍脑袋，“老板那天神色不对，其实就是提醒”。于是，没说过变成说过，随口说变成郑重说，模棱两可变成铁口直断。历史是谁写的？往往是活下来、站上去、嗓门大的人写的。——“我早就说过”就是微型修史术，不增一字而功全归我，不改一事而过尽推人；就是一张“事后诸葛亮”的魔术牌，站在废墟上指手画脚，显出一副高人一筹的嘴脸，看着让人反胃。

可怜的是，这种人不止骗别人，还骗自己。逢事便是这话，说得次数多了，就真的信了自己早就看穿。结果，一生没干成几件正事，却攒了一肚子“我早就知道”，活成一尊会说话的纪念碑，碑文是“我早就说过”。

“我早就说过”=“果如我所料”

把“我早就说过”挂在嘴边的人，未必出过力，未必冒过险，未必担过责，却一定要在庆功宴上占个显眼位置。功劳簿上他名字最显，总结会上他声调最高；别人在前头拼他在后头摘，别人在泥里滚他在高处笑。事情办成了，当初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话，忽然都有了先见之明，“再看看”成了“早就料到会成”，“不着急”成了“早有布局”，“别冒进”成了“早知道这条路走得通”。——“我早就说过”就是一把精巧的镰刀，专割别人的麦子，割完还要补一句“果然不出我所料”，似乎这世上所有的成功，都是他早年在云端掐指一算的结果。

可悲的是，这种人往往得逞，因为成功之后，没有谁还去翻那些模糊的旧话，没有谁还去追问当初那句“再看看”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于是，一个含糊的眼神，被修成了英明的预言；一句圆滑的废话，被供成了制胜的法宝。

“我早就说过”=“可你们不听”

将“我早就说过”贴在嘴角的人，未必置疑过，未必反对过，未必阻止过，却一定要在追责会上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责任单上他名字最小，检讨会上他口气最轻；别人在前头扛他在后头躲，别人在火里烤他在墙根冷笑。事情办砸了，当初那些“原则上同意”“具体你们把关”，忽然都成了“我早就说过要稳健”“我早就提醒过风险”。——“我早就说过”就是一张精致的挡箭牌，专挡自己的过，挡完还要补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仿佛这世上所有的失败，都是别人不听他“金玉良言”的报应。

可恨的是，这种人往往得势，因为失败之后，谁还去细究那句“原则上”到底是支持还是推诿？谁还去追问当初那句“不着急”到底是阻拦还是敷衍？于是，一个滑头的“原则上”被洗成了尽责的“早提醒”，一句精致的“不表态”被供成了避责的“金钟罩”。

世事哪有那么多“早就”？真正干事的人知道事前是迷雾，信息是残缺的，判断是要冒险的，结果是要认账的。改革者不是知道一定成功才改革，创业者不是知道一定成功才创业，将军不是知道一定成功才打仗。把“不确定性”说成“我早就知道”，不是聪明，是对世界的无知；把“一无所知”说成“我早就知道”，是对道德的无耻。